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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姚菊身：戰場上的事，不想再提了
　　我原是第三野戰軍九兵團20軍59師175團偵通連戰士。1950年11月5日從通化入朝，那年我正好17歲，老家是浙江海寧斜橋鎮。
　　入朝那會兒已是冬天，鴨綠江江面上結了厚厚的冰層，我們這批部隊就是從江面上浩浩蕩盪走過去的。我至今記得，橫跨整條江一共走了240步，後來我曾估計過，按照當時的步速和跨步距離，三步為兩米，這樣也就能大致算出鴨綠江江面的寬度了。
　　當時我是偵通連的戰士，這個連是按“四四”制編製，一個連四個排，一個排四個班，一個班四個戰鬥小組，一個戰鬥小組四個人，加上連部人員，有兩百六七十人。
　　進入朝鮮境內後，我所在的部隊一共行軍七天七夜，直抵長津湖地區。我們即將正面接觸的美軍，就是美軍著名王牌部隊——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。
　　沒來得及怎麼休整，我們就收到當地老百姓的報告說，前線附近有一個美軍機場，不大，裡面總共大概十多架飛機。但即使這樣，也會對我軍造成嚴重影響，因為美軍飛機一起飛，就很快能發現我軍的動作，對我們作戰很不利。於是，我們和另外一個連，奉命去端掉這座機場。
　　戰鬥當晚，我們悄悄接近那個美軍機場，先是摸哨，幹掉了幾個負責外圍警戒的美軍士兵，都是用匕首，不能打槍，一打槍就麻煩了。
　　摸哨成功後，我們兩個連全部進入機場內。當時美軍士兵都是睡在睡袋或羽絨被裡，我們三人一小組，趁他們睡著時直接拿刺刀或匕首刺。那時我們用的匕首，很多是解放戰爭時期從國民黨軍隊里繳獲來的，那些匕首真是很厲害，一刀下去甚至能削斷槍管。整個戰鬥也不知道具體消滅了多少美軍士兵，但後來瞭解到，那些美軍士兵多是地勤、司機和一些守衛士兵，人數並不是特別多。這邊還在收拾剩餘的美軍士兵，那邊已經開始收集美軍的槍支彈葯了，還有就是倉庫里的食物和藥物。沒辦法拿時，我們就將美軍屍體從睡袋里拖出來，將彈葯、食物和藥物塞進睡袋，兩人一袋拖走。
　　最後，待所有人都悄悄撤離到機場外圍後，我們用炸葯和手榴彈將所有飛機都炸毀了。反正那次戰鬥過程中，沒有打一槍。
　　這是我入朝後第一次戰鬥。從那以後，我們與美軍的戰鬥就都是正面戰鬥了。那時打仗很苦，一是冷，二是沒飯吃。現在很多書上都能看到說，當時志願軍戰士都是一口雪一口炒麵，但實際上更苦，第一口雪塞到嘴裡還能化成水，等第二口塞進嘴時，就怎麼都化不了了。太冷了，拿著鐵鍬也挖不出散兵坑，零下三十多度吶，我被凍掉了幾個腳趾尖。
　　我們這個連性質特殊，所以沒有固定的在哪個陣地打過仗，都是哪兒打仗，我們就去哪兒，因為我們的任務是送情報。
　　現在電視上看到的戰鬥中，都有電話機步話機，很多時候實際上根本沒有，消息都是靠我們戰士兩條腿跑出來的。而且那會兒也不允許寫下來，都是憑藉首長口述我們記住，然後兩人一小組，跑去給團部或師部傳遞消息。這一組都犧牲了，那麼再派一組，再犧牲，再派……直到把消息送到為止。我們連的戰士，都是犧牲在這上面的。我第一次負傷，也是在和戰友送消息時暴露了，敵軍子彈直接打中了我的右臉，子彈貫穿，但幸好沒傷到要害。
　　之後，經歷最大的一次戰鬥是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戰役（1951年4月22日～6月10日），我也是在那次戰役中，再度受傷，後被送回國。戰鬥中，我挨了敵軍“兩響”（一響為三發子彈），腿上的傷痕至今還在，都是貫穿傷。那時缺乏酒精等藥物，傷口潰爛，生蛆，最後只能用汽油來洗。
　　幸運的是，我最終還是被運回了國，坐汽車，都是在晚上才開車。當時和我同一個連，一起回來的，還有另外15人，其他人都犧牲了。回國後我被送到了位於浙江諸暨的一所中學療養，傷情好點後我就再寫信找尋那15名戰友，後來瞭解到，他們都在回國後不久因為傷勢過重沒救回來。也就是說，整個連，連同補充兵力，最後就只剩下我一個人活著。
　　現在有時會去回憶那些戰場上的事，想不通，自己是怎麼死裡逃生的。就說這麼多吧，我已經很多年很多年沒再提起過這些事，戰場上的事，不想再提了……
　　龔文淵：空軍地勤的戰爭記憶
　　我叫龔文淵，四川雲陽人（現屬重慶），1951年3月被派往抗美援朝前線。我這個前線並不在朝鮮境內，是在中國境內，因為我當時是空軍地勤人員。抗美援朝期間，中方所有空戰力量都是從中朝邊境，中國一側的空軍機場起飛去戰鬥。因此，對於空軍而言，我所在的地方已是最前線。
　　當時中國空軍剛剛組建，力量很薄弱，總共也就三四百架，裝備的是當時蘇聯的米格15，但聯合國軍則有2000多架各式戰機。我們的飛行員參戰前平均只有二三十小時的訓練飛行時間，起飛、降落都很不穩定。那時飛出去迎擊敵軍，靠的是精神和勇氣。特別是飛行員張積慧擊落美國王牌飛行員戴維斯所駕駛的戰鬥機後，更是鼓舞了全軍士氣。
　　飛行員訓練時間少，我們這些地勤也一樣。我原本是四川大學法律系的大學生，成都解放後，學生們踴躍參軍，我也是。
　　參軍時是1950年1月20日，那年我27歲，當時在二野三兵團軍政大學學政治學。沒多久，正好趕上空軍招人，我被錄取，就去了成都空軍西南學院，學政治和軍事。幾個月後被送到位於沈陽的八航校機械系學習。
　　抗美援朝戰鬥打響後，我們原本三年的學習被壓縮到一年，之後又壓縮到3個月，最終，變成跟著蘇聯機械師實習，直接上前線。那時志願軍空軍里，還有一批蘇聯空軍部隊，他們都穿著志願軍的服裝。按預定編製，志願軍一個空軍師是三個團，但由於空軍剛剛建立起來，我們一個師只有兩個團，每個團三個大隊。那時我隸屬於空六師16團三大隊。團里除了一大隊有三個中隊，二大隊和三大隊都只有兩個中隊，每個中隊四架戰鬥機。
　　空軍的任務是爭奪制空權。剛一開始，我們團所在的空軍基地叫大孤山野戰機場，在丹東。那個機場很簡陋，跑道不是水泥地，而是用鋼板拼接起來的，那裡距鴨綠江只有20多里路，所以戰機一起飛，十幾分鐘就能飛到朝鮮的戰場上空。那會兒我一直跟著蘇聯機械師學習，並已是代理機械長，副排級，到後來又成為大隊飛機發動機維護組組長。
　　在大孤山野戰機場獃了半年後，就搬到了浪頭機場，這個機場是新建的，條件就好多了。
　　我們的空軍在當時受技術裝備限制，只能白天作戰，所以作為地勤，首要任務就是連夜修理返航的戰鬥機。除非戰鬥機傷的很厲害，否則都是當夜修完。修飛機也很不容易，特別是在冬天，零下30多度，還不能戴手套，於是經常性的，手一放到機身鋁皮上，就被粘住了，一不小心，手心的皮肉就會被撕裂。而且晚上都有燈火管制，修飛機時我們只能在“土窩”（用泥土覆蓋的臨時機庫）架個小燈，還得罩上燈罩，就這麼修。
　　即便如此，還是經常有敵軍飛機偷襲機場，這種偷襲對我們停在跑道上的飛機威脅很大。印象最深的一次被偷襲是在晚上，我和幾名機械師正在“土窩”修飛機，一架美軍P-51戰機突然出現在我方機場上空，投下兩枚炸彈，幸運的是炸彈並不大，並且落到了距離“土窩”十多米開外的地方，因此我們和那架戰機算是躲過一劫。
　　晚上剛剛修好的飛機，一到白天，就升空迎戰。我們的戰機經常被數架敵機包圍，但我們的飛行員作戰英勇，有個飛行員在距離敵機才25米的地方都敢開火射擊，膽子很大。
　　最緊張的一段日子，就是上甘嶺戰役期間。整個天空都亂了，我們的戰機經常是一升空就和敵軍開戰。戰鬥情況下，加滿油的戰機能飛一個多小時。打到沒彈葯或沒燃料都是常事，於是戰機就近找機場降落，稍作休整、加油、裝彈就再升空，有的戰機一天升空三次。有時，快沒油的飛機，會在機場上空筆直急速下墜，最後那幾百米，猛地拉穩了降落，很危險。
　　一大隊大隊長李春機在1952年夏天的一次戰鬥中，所駕戰機被擊中，他開傘跳海，在海上堅持三天三夜後被救。治療休息沒多久，就又駕駛戰機升空迎敵了。有時候，有的戰機傷的很厲害，連玻璃罩都被打碎了，飛行員們就算是得到跳傘命令，都會拼命想要把戰機開回來，不到最後決不放棄。
　　我們這些地勤也去朝鮮境內，主要任務是我軍戰機墜機地點勘察，撿殘骸。因為墜機地點一般都在三八線以北，所以我們的飛行員都沒有被敵軍俘虜過。後來抗美援朝結束，1958年，我轉業來到杭州。　　（原標題：記憶里的朝鮮戰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