姚菊身:戰場上的事,不想再提了
  我原是第三野戰軍九兵團20軍59師175團偵通連戰士。1950年11月5日從通化入朝,那年我正好17歲,老家是浙江海寧斜橋鎮。
  入朝那會兒已是冬天,鴨綠江江面上結了厚厚的冰層,我們這批部隊就是從江面上浩浩蕩盪走過去的。我至今記得,橫跨整條江一共走了240步,後來我曾估計過,按照當時的步速和跨步距離,三步為兩米,這樣也就能大致算出鴨綠江江面的寬度了。
  當時我是偵通連的戰士,這個連是按“四四”制編製,一個連四個排,一個排四個班,一個班四個戰鬥小組,一個戰鬥小組四個人,加上連部人員,有兩百六七十人。
  進入朝鮮境內後,我所在的部隊一共行軍七天七夜,直抵長津湖地區。我們即將正面接觸的美軍,就是美軍著名王牌部隊——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。
  沒來得及怎麼休整,我們就收到當地老百姓的報告說,前線附近有一個美軍機場,不大,裡面總共大概十多架飛機。但即使這樣,也會對我軍造成嚴重影響,因為美軍飛機一起飛,就很快能發現我軍的動作,對我們作戰很不利。於是,我們和另外一個連,奉命去端掉這座機場。
  戰鬥當晚,我們悄悄接近那個美軍機場,先是摸哨,幹掉了幾個負責外圍警戒的美軍士兵,都是用匕首,不能打槍,一打槍就麻煩了。
  摸哨成功後,我們兩個連全部進入機場內。當時美軍士兵都是睡在睡袋或羽絨被裡,我們三人一小組,趁他們睡著時直接拿刺刀或匕首刺。那時我們用的匕首,很多是解放戰爭時期從國民黨軍隊里繳獲來的,那些匕首真是很厲害,一刀下去甚至能削斷槍管。整個戰鬥也不知道具體消滅了多少美軍士兵,但後來瞭解到,那些美軍士兵多是地勤、司機和一些守衛士兵,人數並不是特別多。這邊還在收拾剩餘的美軍士兵,那邊已經開始收集美軍的槍支彈葯了,還有就是倉庫里的食物和藥物。沒辦法拿時,我們就將美軍屍體從睡袋里拖出來,將彈葯、食物和藥物塞進睡袋,兩人一袋拖走。
  最後,待所有人都悄悄撤離到機場外圍後,我們用炸葯和手榴彈將所有飛機都炸毀了。反正那次戰鬥過程中,沒有打一槍。
  這是我入朝後第一次戰鬥。從那以後,我們與美軍的戰鬥就都是正面戰鬥了。那時打仗很苦,一是冷,二是沒飯吃。現在很多書上都能看到說,當時志願軍戰士都是一口雪一口炒麵,但實際上更苦,第一口雪塞到嘴裡還能化成水,等第二口塞進嘴時,就怎麼都化不了了。太冷了,拿著鐵鍬也挖不出散兵坑,零下三十多度吶,我被凍掉了幾個腳趾尖。
  我們這個連性質特殊,所以沒有固定的在哪個陣地打過仗,都是哪兒打仗,我們就去哪兒,因為我們的任務是送情報。
  現在電視上看到的戰鬥中,都有電話機步話機,很多時候實際上根本沒有,消息都是靠我們戰士兩條腿跑出來的。而且那會兒也不允許寫下來,都是憑藉首長口述我們記住,然後兩人一小組,跑去給團部或師部傳遞消息。這一組都犧牲了,那麼再派一組,再犧牲,再派……直到把消息送到為止。我們連的戰士,都是犧牲在這上面的。我第一次負傷,也是在和戰友送消息時暴露了,敵軍子彈直接打中了我的右臉,子彈貫穿,但幸好沒傷到要害。
  之後,經歷最大的一次戰鬥是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戰役(1951年4月22日~6月10日),我也是在那次戰役中,再度受傷,後被送回國。戰鬥中,我挨了敵軍“兩響”(一響為三發子彈),腿上的傷痕至今還在,都是貫穿傷。那時缺乏酒精等藥物,傷口潰爛,生蛆,最後只能用汽油來洗。
  幸運的是,我最終還是被運回了國,坐汽車,都是在晚上才開車。當時和我同一個連,一起回來的,還有另外15人,其他人都犧牲了。回國後我被送到了位於浙江諸暨的一所中學療養,傷情好點後我就再寫信找尋那15名戰友,後來瞭解到,他們都在回國後不久因為傷勢過重沒救回來。也就是說,整個連,連同補充兵力,最後就只剩下我一個人活著。
  現在有時會去回憶那些戰場上的事,想不通,自己是怎麼死裡逃生的。就說這麼多吧,我已經很多年很多年沒再提起過這些事,戰場上的事,不想再提了……
  龔文淵:空軍地勤的戰爭記憶
  我叫龔文淵,四川雲陽人(現屬重慶),1951年3月被派往抗美援朝前線。我這個前線並不在朝鮮境內,是在中國境內,因為我當時是空軍地勤人員。抗美援朝期間,中方所有空戰力量都是從中朝邊境,中國一側的空軍機場起飛去戰鬥。因此,對於空軍而言,我所在的地方已是最前線。
  當時中國空軍剛剛組建,力量很薄弱,總共也就三四百架,裝備的是當時蘇聯的米格15,但聯合國軍則有2000多架各式戰機。我們的飛行員參戰前平均只有二三十小時的訓練飛行時間,起飛、降落都很不穩定。那時飛出去迎擊敵軍,靠的是精神和勇氣。特別是飛行員張積慧擊落美國王牌飛行員戴維斯所駕駛的戰鬥機後,更是鼓舞了全軍士氣。
  飛行員訓練時間少,我們這些地勤也一樣。我原本是四川大學法律系的大學生,成都解放後,學生們踴躍參軍,我也是。
  參軍時是1950年1月20日,那年我27歲,當時在二野三兵團軍政大學學政治學。沒多久,正好趕上空軍招人,我被錄取,就去了成都空軍西南學院,學政治和軍事。幾個月後被送到位於沈陽的八航校機械系學習。
  抗美援朝戰鬥打響後,我們原本三年的學習被壓縮到一年,之後又壓縮到3個月,最終,變成跟著蘇聯機械師實習,直接上前線。那時志願軍空軍里,還有一批蘇聯空軍部隊,他們都穿著志願軍的服裝。按預定編製,志願軍一個空軍師是三個團,但由於空軍剛剛建立起來,我們一個師只有兩個團,每個團三個大隊。那時我隸屬於空六師16團三大隊。團里除了一大隊有三個中隊,二大隊和三大隊都只有兩個中隊,每個中隊四架戰鬥機。
  空軍的任務是爭奪制空權。剛一開始,我們團所在的空軍基地叫大孤山野戰機場,在丹東。那個機場很簡陋,跑道不是水泥地,而是用鋼板拼接起來的,那裡距鴨綠江只有20多里路,所以戰機一起飛,十幾分鐘就能飛到朝鮮的戰場上空。那會兒我一直跟著蘇聯機械師學習,並已是代理機械長,副排級,到後來又成為大隊飛機發動機維護組組長。
  在大孤山野戰機場獃了半年後,就搬到了浪頭機場,這個機場是新建的,條件就好多了。
  我們的空軍在當時受技術裝備限制,只能白天作戰,所以作為地勤,首要任務就是連夜修理返航的戰鬥機。除非戰鬥機傷的很厲害,否則都是當夜修完。修飛機也很不容易,特別是在冬天,零下30多度,還不能戴手套,於是經常性的,手一放到機身鋁皮上,就被粘住了,一不小心,手心的皮肉就會被撕裂。而且晚上都有燈火管制,修飛機時我們只能在“土窩”(用泥土覆蓋的臨時機庫)架個小燈,還得罩上燈罩,就這麼修。
  即便如此,還是經常有敵軍飛機偷襲機場,這種偷襲對我們停在跑道上的飛機威脅很大。印象最深的一次被偷襲是在晚上,我和幾名機械師正在“土窩”修飛機,一架美軍P-51戰機突然出現在我方機場上空,投下兩枚炸彈,幸運的是炸彈並不大,並且落到了距離“土窩”十多米開外的地方,因此我們和那架戰機算是躲過一劫。
  晚上剛剛修好的飛機,一到白天,就升空迎戰。我們的戰機經常被數架敵機包圍,但我們的飛行員作戰英勇,有個飛行員在距離敵機才25米的地方都敢開火射擊,膽子很大。
  最緊張的一段日子,就是上甘嶺戰役期間。整個天空都亂了,我們的戰機經常是一升空就和敵軍開戰。戰鬥情況下,加滿油的戰機能飛一個多小時。打到沒彈葯或沒燃料都是常事,於是戰機就近找機場降落,稍作休整、加油、裝彈就再升空,有的戰機一天升空三次。有時,快沒油的飛機,會在機場上空筆直急速下墜,最後那幾百米,猛地拉穩了降落,很危險。
  一大隊大隊長李春機在1952年夏天的一次戰鬥中,所駕戰機被擊中,他開傘跳海,在海上堅持三天三夜後被救。治療休息沒多久,就又駕駛戰機升空迎敵了。有時候,有的戰機傷的很厲害,連玻璃罩都被打碎了,飛行員們就算是得到跳傘命令,都會拼命想要把戰機開回來,不到最後決不放棄。
  我們這些地勤也去朝鮮境內,主要任務是我軍戰機墜機地點勘察,撿殘骸。因為墜機地點一般都在三八線以北,所以我們的飛行員都沒有被敵軍俘虜過。後來抗美援朝結束,1958年,我轉業來到杭州。  (原標題:記憶里的朝鮮戰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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